为了治理日益严峻的“白色污染”问题,日前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,禁止各地生产、销售、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、并将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,要求自今年6月1日起,所有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。
我想,任何一个对公共环境有着共同利益感的公民,在理性和道德上都不会反对这个“塑料袋付费”政策。毕竟塑料袋的“白色污染”伤害的是每个人生存在其中的环境,不想生活在塑料袋满天飞的环境中,就得接受“使用者付费”和“污染者付费”的绿色税收原则。如果使用者没有成本约束,污染者毫无代价意识,免费塑料袋养成的集体无意识中,白色污染只会日益严重。
道理上虽然如此,既符合绿色税费原则又有利于公共利益――但这个政策能否在现实中得到公众和商家的遵守,得到有效执行呢?我感觉专家“实施收费政策后,全国塑料袋的使用量有望减少2/3”的估计过于乐观了。为什么呢?首先,在消费主义生活方式中,人们已经养成了依赖塑料袋的习惯。“塑料袋”又称“方便袋”,只有依靠塑料袋才能将超市琳琅满目的商品“方便”地带回家去消费,在缺乏替代品的情况下,人们心理上一时很难戒除这种依赖,会本能地将“有偿使用”当成一种对自身利益的剥夺。另一方面,商场和超市在利益上也不会支持塑料袋收费,因为免费的塑料袋本就是商家刺激消费者尽可能多购物的手段之一,而收费了不仅会压抑了消费者的购买欲,减少了购物数量,还可能因“惟利是图”的形象得罪消费者。相比收费带来的那点儿微薄利润,这未免得不偿失。
在利益默契下,消费者和商家很可能形成悄悄抵制“塑料袋收费”政策的同盟,以各种变通的手段消解收费政策――毕竟政府不可能对商家进行贴身的监督,消费者和商家的双重抵制下,强制收费令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。
很显然,像改善公共环境、提高环保意识这类着眼于公共长远利益的公共政策,依靠政府强制是很难得到执行的,一来政府的监督和执行成本过大,不可能盯着每个人;二来缺乏利益驱动机制,甚至与人们眼前的经济利益相悖(人们习惯于眼前利益和个人利益,很少会顾及长远利益和公共利益)――所以,根本上还得诉诸于公民的道德自觉,依靠每个公民的自觉遵守,在激起公民共同的利益感觉中推行政策的执行。
既然“减少塑料袋使用”靠强制难以执行,很大程度上只能依赖公民的自觉遵守,那么政府在制订这方面政策时,就必须在社会中进行充分的讨论,保证政策是公共充分协商和讨论的结果,而不仅仅是政策独断的产物――越需要诉诸于公民道德自觉的政策,越需要在公众中展开充分的讨论和经过公共决策。首先,公共讨论的过程,就是一个在环保上进行集体教育和启蒙的过程,讨论有利于凝聚社会在消除白色污染上的共识。然后,经过公共决策,有利于在充分的利益博弈中考虑到各方的利益,找到一个可能被大多数人接受的安排。最为重要的是,充分协商有利于强化公众的公共规则感,既然规则是经过大家讨论达成的共识,是公众为维护共同秩序而订立的一种契约,那么这个规则就有了一种道德优势,每个人就有了遵守这个规则的道德义务。而如果政策没经过公共决策而仅是政策强制的命令,政府部门关起门来搞决策,独断地制定出规则“塞给”公众去遵守和服从,公众就会对规则缺乏公共认同感,道德自觉就很难激发出来了。
从这个角度看,没有经过充分公共协商的“塑料袋付费”制度,很难让人有乐观的执行预期。(作者曹林,系新锐青年评论作者,现为 《中国青年报》青年话题编辑、评论员)